10月22日,是長征勝利80周年紀念日。
回望這一段遠征,讓人心潮起伏。兩年之中,有艱苦卓絕的跋涉,有生死攸關的戰斗,有運籌帷幄的會議,有絕處逢生的奇跡,也有雄壯豪邁的勝利。而貫穿其中的,是這支隊伍所體現的精神、所蘊含的意志。這是長征不可比擬、絕無僅有之處,也是長征如磁石、如火炬般吸引著、引領著如此多人的原因所在。
80年前那些翻山越嶺的人,其實一直跋涉于人們的心靈。國家博物館“信念?精神?傳承”長征文物展,年輕人在留言簿上寫下“偉大”;在安葬著25048位紅軍烈士的川陜革命根據地陵園里,無數人為無言肅立的墓碑淚下;各地都有人背上行囊,沿著紅軍長征的足跡再次出發……如果說長征是“播種機”,那么,這種子已經撒播在了時間之中,讓一代代人都從中思考信仰的意義、人生的方向,最終收獲精神的力量。
紅軍將士意志、勇氣、力量集中迸發的高光時刻,觸及到人類精神可能到達的極限。即便是不同種族、不同文化的人,也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。日本學者河上肇讀了《西行漫記》后,在致友人的信中說:“我在閱讀過程中,再三掩卷落淚……像我這樣落魄如殘骸朽木的六旬老翁,也感到人生中仍然能獲得力量,至為喜悅。”法國女學者戴博瓦爾在長篇紀實報道《長征》中說,長征已經在各大洲成為一種象征,人類只要有決心和毅力,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。可以說,長征展現出人類精神、信仰能帶來的巨大可能性,認識長征就是在認識人類自己,就是在發現人類精神的價值。
從這個意義上說,長征不僅在革命史、心靈史中有著“結構性作用”,更應該成為一種可貴的精神資源。有人打著“還原真相”一類的幌子,質疑飛奪瀘定橋的真實性,認為爬雪山過草地時被迫吃皮帶是“夸張”,認為長征勝利緣于敵人“放水”,甚至認為兩萬五千里也只是個“虛數”,凡此種種,不僅歪曲了對歷史與現實的認知,更在消解長征精神價值的同時,矮化、淡化了我們民族的精神高度與濃度。
在當下的語境里,傾聽長征的召喚,有著重要意義。現實中,理想、精神、信念,這樣的“大詞”,常被認為宏大而抽象。利益解放、個性解放,也讓“原子化生存”成為普遍狀態。由“恥言利”而“恥言義”,矯枉過正帶來了不少心靈的困惑。一段時間來,人際關系之冷漠,精神世界之戾氣,道德生活之貧瘠,每因各類事件而成社會討論的焦點。有人說,人生的意義,乃是體現在與他人、與世界的聯系之中。如此看來,如果沒有一點超越一己的關懷,難免活得瑣屑而犬儒,社會也難免變得零散化、碎片化。
也正因此,越來越多人把目光投注到80年前,傾聽長征跨越時空的精神召喚。2006年4月,央視主持人崔永元發起電視行動《我的長征》,挑選重走長征路的隊員時,報名人數超過5000,年齡最大的竟有80多歲。深圳白領左力辭掉工作,一個人踏上長征路,他曾這樣描述自己半夜翻越帽兒山時的體驗:忽然覺得周圍有聲音,像許多人圍在旁邊,那一刻他熱淚盈眶,“起初我想是回聲,但后來我寧愿相信,那是有許多紅軍,和我在一起”。或許,用自己的腳步去丈量長征,讓他們更能體驗到,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精神的存在,當這種存在與“無窮的遠方、無數的人們”乃至無涯的時間有關時,生命的境界可能會更加廣闊一些。
古希臘詩人維吉爾曾說,我們頭頂上那廣袤的事物,是“世代承襲”的。長征的精神被一再重溫,長征的召喚被一再追隨,也正是因為,兩萬五千里的征途中,不僅有著紅軍的精神密碼,更有著傳承不息的精神基因。